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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日本消費電子企業集體衰亡的根源

2014/9/22 15:16:35 點擊:

  曾幾何時,日本品牌消費電子產品風靡全球,松下、索尼、夏普、東芝等一批如雷貫耳的名字,貫穿了兩三代人的記憶。索尼Walkman/游戲機/耳機/手機電視、松下洗衣機/電視/電池、夏普彩電等,都是購買者爭相炫耀的電子消費產品。但到現在,日本品牌消費電子卻在我們眼前消失了,各大賣場越來越難覓蹤影,就連無所不包的電商平臺上,其銷售量也低迷不振。

  這個世界是一個快速變遷的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遷。撇開日本消費電子名企自身不思進取、內部爭斗嚴重、反應遲滯的表象不講,我們將從產業轉型機遇、日本社會和企業文化、日本經濟發展三個方面來剖析日本消費電子名企的集體衰亡的根源。

  一、錯失產業轉型機遇

  二戰后,日本和德國抓住了全球產業轉移機遇,迅速崛起為全球經濟強國。這時,松下、索尼、夏普、東芝等一大批日本名企在這一時期脫穎而出,迅速成長為全球知名的品牌廠商。

  從上世紀末到今天,歐美國家和中國都經歷了一場炫目的信息革命,這場革命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年輕人眾多的美國、中國和印度成為這場革命的執牛耳者。聰明的日本人卻落敗下來,錯過一次機遇。

  日本制造業崛起源自于他們對完美盡乎偏執的追求,假如世界就此沿著技術路徑直線前行,假如消費者對產品品質的追求是無限的,那么日本制造企業仍將有機會稱雄世界。然而,世界快速發展,10年一個發展浪潮,10年一次產業革新,日本曾經的制造業巨頭不約而同地錯失了一次次轉型機遇,由峰頂跌至塵埃。

  日本半導體行業資深從業者,現日本精密加工研究所所長、半導體產業和電力機械產業顧問湯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業:日本制造業的敗北》中,以自己IT從業經歷為引,講述了日本半導體產業從峰頂一步步滑向谷底的過程,而后逐步拓展至家電領域,及至整個日本制造業。綜合書中所述,日本制造企業的衰落受制于內外雙重因素的影響。外因包括日元的加速升值、世界經濟走勢的下行,以及市場風向的變化。但同時作者也清醒地指出,外因永遠不是決定因素,它們是企業為自己失利尋找的借口,起決定作用的始終是內因:

  日本本土互聯網至今沒有產生一個世界級大公司,發展甚至不如韓國。

  二、沒有“接盤”的消費市場

  曾經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日本和德國作為二戰的戰敗國,在戰后迅速崛起為兩個經濟強國,但在和美國同時簽訂了“廣場協議”后,日本經濟失去了“二十年”,而德國經濟卻沒有受到什么影響,為什么呢?

  從深層挖掘來看,日德作為當時的制造強國,需要把制造出來的產品賣到消費市場,換到資金再進一步擴大生產,這是唯一的路徑。我們拋開政治和政策不談,僅僅從當時全球存在的消費市來場分析,除了美國消費市場,就剩下歐洲消費市場了,那時的中國大陸剛處于改革開放前后,沒有消費能力。在日德和美國簽訂了“廣場協議”后,美國市場對他們來說,已經失去了爭奪能力,但日德龐大的產能總要消化,但日德兩國的情況這時出現了命運的不同走向,擁有雄厚實力的歐洲消費市場被德國的產能霸占,成為德國產能的“接盤者”;而和德國產能比較的日本就比較悲催了,日本本土狹小,人口不多,消費很快飽和,放眼周邊國家,能夠有能力“接盤”日本制造產能的有消費市場并沒有,那時中國大陸也沒有像現在這樣那么多的外匯,所以日本制造業開始從頂峰開始一路下滑。

  相比之前,后發展起來的韓國較為聰明,從各個方面韓國的情況與日本類似,它汲取了日本的教訓,在中國消費市場起來后,很快融入了中國大陸市場,把自身的制造實力對接中國大陸的消費市場,經濟一直穩定發展。

  而日本企業由于種種原因,融入中國消費市場始終不強,特別是近年來,很多電子消費企業逐漸萎縮或者撤離中國大陸市場,回歸本土。

  三、日本企業自身痼疾累累

  1、 日企的技術偏執狂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將創新定義為“發明和市場的新結合”,在經濟領域能夠與市場相結合的創新,才是有效創新,僅僅是技術上的突破,那只能屬于科學家實驗室里的游戲。

  日本制造企業對技術有著偏執的追求,為了讓產品提高1%的性能,不惜投入30%的成本,導致日本制造在價格上失去了國際競爭力。技術過盛導致產品性價比降低,市場售價往往高出其他企業同類產品的幾倍,甚至幾十倍。

  2、坐吃山空,攫取專利利潤

  在電子消費產品日益走低趨勢下,日本消費電子品牌當下似乎更喜歡靠專利攫取利潤。有的是依賴專利授權創收,有的甚至是直接出售專利彌補公司運營的虧損。索尼就是依靠不斷的專利授權,來創造收入。而在去年,聯想正式購買NEC在全球多個國家申請的逾3800項專利組合,涵蓋大量3G/LTE移動技術和標準。夏普提供液晶專利和技術,向中國京東方、印度企業Sterlite Technologies提供用于電視的大型液晶屏的生產技術。可見,產品利潤的走低,讓日本消費電子品牌對專利的依賴性更強,后者也成為前者手中的賺錢“法寶”。

  3、循規蹈矩,決策緩慢

  日本大企業重視業績指標管理,工作循規蹈矩,辦事走制度流程,決策非常緩慢。如2012年8月,郭臺銘和夏普協商入股事宜,在日本大阪府的夏普堺市工廠特別接待室里,郭臺銘無法忍受夏普的決策緩慢,怒吼:“你們日本人,為什么要花這么長的時間來決定一件事?你們是不是真的打算重建公司?”面對郭臺銘的斥責,夏普公司總裁奧田隆司及其他高管就像被老師訓斥的小學生一樣低著頭,“我最后再說一遍!接不接受我們的要求,你們最好趕快考慮清楚!”隨后,郭臺銘立即搭乘私人飛機離開了日本。從這一事例,可以看出日本大企業決策遲緩,這對把握瞬息萬變的市場脈絡非常不利,也是日企逐漸和市場脫節的原因之一。

  4、營銷意識淡薄,整合艱難

  日本大企業營銷意識淡薄導致失場失利。日本企業重技術而輕市場,以技術決定市場,導致產品和市場嚴重脫節。缺乏合作意識導致企業難破發展瓶頸,日本有著濃厚的匠人文化,強悍的研發人員可以在技術領域攻無不克,這既養成了日本企業的技術自信也導致了他們的盲目自大,以致缺乏合作意識。

  立石泰則所著的《死于技術:索尼衰亡》一書中就提到,技術是索尼成名立萬的根本。但最后,索尼的衰亡也是過度依賴于技術。長久以來,日本消費電子品牌都癡迷于技術的提升,迷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原則。但在當下,消費電子產品更新迭代速度加快,技術的“超進化”被置于一旁。只要保持足夠的表面噱頭,就能夠吸引到消費者的關注。真正隱藏于產品內部的技術創新,反而容易被忽略。

  在中國大陸消費市場,很少看到日本消費電子品牌的花樣營銷。還只是在做高大上的電視、互聯網廣告,根本沒有接地氣。在營銷上真不如小米、魅族、樂視等消費電子品牌的強勢,日本消費電子品牌的衰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從產業鏈層面看,產業鏈快速下沉、細分化是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個性化分支產品的出現,讓習慣集中化研發、生產的日本消費電子品牌難以跟上形勢。再加上越來越多的技術被后來者替代,讓日本消費電子品牌深陷泥淖無法自拔。

  日本消費電子品牌也早就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危機,也曾做出諸多舉措,卻都沒能真正挽救自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品牌滑向無底深淵。究其原因,在于整合的風險太高、難度太大。而風險和難度不僅來自于產業鏈層面,也來自人事層面。JDI(Japan Display Inc.)的組建,也是由政府背景的株式會社產業革新機構(INCJ)牽頭,把索尼、日立和東芝的中小尺寸面板事業部整合而成的,在東芝、日立、索尼、松下、夏普等日本名企陷巨額財務虧損后,仍不會抱團自救,也是各家自掃門前雪。

  5、終生雇傭制產生惰性,磨滅激情

  大企業員工的終生雇傭制也是日本企業日益衰落的原因之一。

  終身雇傭制是由被尊為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提出,他表示松下不會開除任何一名員工,讓員工可以安心工作。松下幸之助的這種經營理念被許多日本公司所接受。一直到戰后的50年代,日本企業開始普遍形成了終身雇傭制的傳統,并為日本經濟的崛起立下了汗馬功勞。在索尼、松下、任天堂、夏普、豐田、本田所處的工業時代,終身雇傭制的確大顯神威。因為這種制度大大減少了員工因頻繁跳槽所導致的社會資源浪費。

  當時日本企業為了穩定熟練工人隊伍,防止工人“跳槽”,普遍實行了“年功序列工資制”。所謂“年功序列工資制”,就是根據職工的學歷和工齡長短確定其工資水平的做法,工齡越長,工資也越高,職務晉升的可能性也越大。

  終身雇傭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漸成為日本大企業的樊籠。比如《死于技術:索尼衰亡啟示》一書中就有很形象的一段話:“索尼的組織結構確實是在不停地變化,但這對我們的日常工作沒有什么特別的影響。即使(所屬)的組織名稱變了,工作地點和是和從前一樣,沒有什么大的變化。不管是叫eHQ、GH,還是電子HQ,跟我們都沒關系。”

  這里說的是索尼為革新做出的多種改變,卻被中低層職員無視的情況。日本消費電子品牌采用的終身雇傭制,磨滅了絕大多數員工的激情,產生了極大的惰性。

  6、日企的“無責任”結構

  日本企業或日本社會的“無責任”結構。比如夏普的巨額財務虧損,夏普最應該負責的三方:營者、債權銀行、大股東,無任何一方負起實質責任。反而,三方都想要透過鴻海破天荒的并購條件,規避退陣、放棄債權與減資。另外,在與鴻海簽署的協議中,還掩蓋借貸事實,最終讓鴻海比原出價(3890億日元)降低約1000億日元拿下夏普。

  日本的連續劇《半澤直樹》對日企展現可以說鞭辟入里,以超過30%的收視率橫掃東瀛,劇中直指“社員優秀,經營者無能”的日式組織病灶。《半》劇中,對公司做了壞事的人和對公司做了好事的人,最后都還在同一公司。這里要說的就是日本人每個人都懂,但是我們怎么樣都不會懂的日本企業或日本社會的“無責任”結構。

  四、日本社會不寬容失敗,失去創新動力

  日本制造業失去“二十年”除了日本低出生率,年輕人減少,負擔沉重有很大關系外, 還和日本不寬容失敗的文化基因有關。

  日本人極具憂患意識,如作家川端康成作品《日本沉沒》便是這種憂患意識最生動的寫實,所以在日本文化基因中是不寬容失敗的。

  在日本的社會中,一個人假如失敗,他會在社會中很難生存下去,不僅周圍的朋友看不起他,想找個工作非常困難,討不到老婆,也通不過銀行房貸的信用審核。這樣的社會現實決定了,年輕人在想去創業時必然畏手畏腳。

  而在硅谷,許多VC都愿意投資那些失敗過一兩次的企業,美國人認為有過失敗教訓的人下一次創業更容易成功。

  日本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推行素質教育,走入了一個誤區,扼殺競爭,強調團體。這樣的教育體制導致了日本的年輕人比較從眾,幼兒園、小學的賽跑都是手牽手集體通過終點的。大學4年,甚至都不知道哪個同學的成績好,哪個同學的成績差,因為所有人的成績都是不公開的。這樣的教育體制讓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風頭。而創業是很需要出風頭的事情。

  日本的本土VC行業并不發達,而且相對來說創業的項目也少很多。中國有許多Copy 2 China的創業項目,即看到什么東西在美國比較火,很快就有一批創業公司開始抄到國內了,而在日本,人們普遍不屑于這種方式,這讓創業的門檻變得很高。

  阻礙日本人創業另外一個原因是,豐田、索尼、夏普、富士通這樣的大企業壟斷了日本社會的太多資源。日本的大企業之間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財閥關系,許多日本大企業交叉持股,關系深厚,大企業及關聯公司壟斷了包括周邊業務在內的全部業務。

  長期以來,日本的利率都徘徊在0利率甚至負利率。利率是一個國家的人是否愿意冒險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日本人普遍愿意把錢存入銀行,沒有人愿意冒險創業,導致銀行利率非常之低。

  日本的終身雇傭制也是阻礙創業原因之一,在日本,即使是表現不佳的員工通常也不會被開除,相反,他們會被禮貌地排除在核心之外,被調往鄉下的分支機構或動不動就調動崗位或給份閑差直到退休。對于一個普通日本人來說,由于有了終身雇傭制的保證和定期加薪,他們將來的收入不斷增加的前提下,可以安排貸款買房、準備孩子的教育費用、生老病死也可以依靠國家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和企業的各種福利解決。這些使得日本人處在一個非常安心的社會環境中,他們希望考進一流大學,再進一流企業或者國家機關,從此一生生活無憂,這便是日本人的典型心態。

  這讓許多大企業的員工不愿意辭職出來創業——因為辭職意味著你過去積累的所有資歷都一筆勾銷,一旦失敗后果非常嚴重。

  總結:

  全球移動互聯網大潮的來臨,讓傳統硬件制造的優勢快速衰弱,日本消費電子品牌賴以生存的基礎已然不復存在。雪上加霜的是,日本消費電子品牌對智能化的創新又不敏感,對銷售、營銷策略的調整不夠靈活,最終日本消費電子品牌逐漸消亡。

  日本制造企業失敗的經驗,同樣值得中國企業在轉型發展過程中引以為戒,強化自己的合作精神、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市場意識,把握世界經濟發展的脈動,改變既往作為創新跟隨者的身份,在工業互聯網時代爭取自己的主動權(文/李文正)。